卡尤迪成立于2009年，经历了三个5年。

第一个5年是原研技术的创新阶段。我们开发了全球第一个可以便携的荧光检测PCR仪，应用于包括埃博拉、寨卡、海关进出口口岸的疫情监控。

第二个5年是审批注册和市场开拓阶段。我们开始引入赛富亚洲、北极光创投、联想之星等风投进场，完成了多轮融资。

2017年，我们成立了卡尤迪医学检验实验室，开始进行精准医疗，满足更加多元化的检测需求，包括基因组、微生物组和代谢组，进行临床大数据的积累，开发一系列现场快速核酸检测的平台。

2019年，卡尤迪承担了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包括首个艾滋病现场快速一小时检测平台项目。

第三个5年是快速上量阶段。疫情以后，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个10年积累的平台，所以快速地抓住机会。在2020年7月，我们的闪测Flash 20拿到了国家药监局三类医疗器械的审批，在疫情防控领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年，公司把产品引入到全国1000多家三甲医院。一些政府大筛的新冠检测场景也用到我们30分钟内快速出报告的产品平台，在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快的PCR平台。

2021-2022年，我们进一步升级卡尤迪的闪测平台，进入了闪测核酸检测机器人时代。也就是说，未来不需要专业操作人员和专业实验室，只需要采样，直接上机就可以完成，并在20分钟之内出报告。

这也是卡尤迪研发团队在疫情过程中齐心协力的技术性突破。后续我们会将多种病原体检测，包括微生物组检测，在平台形成更多的检测服务和产品，应用到不同的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这个闪测平台在北京市有着非常好的落地，是一个标杆性市场，而且确实对北京市的新冠疫情防控发挥了作用。

这个平台上市以后，北京市卫健委就专项采购了闪测Flash 20，用于北京44家市属医院的急诊和发热门诊。在10多家区县疾控和北京市疾控，以及北京的一些交通枢纽，如北京西站、南站，首都机场T2、T3和大兴机场，都有我们的闪测方舱实验室。在这些方舱实验室，我们提供的出报告时间最快1~2小时，平均2~4小时。

最近北京大筛，我们也是快速地响应政府号召，拓展核酸检测采样点。目前在北京大概有61个，后续可能再设150个采样点。

我们还和国家呼吸病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共建了方舱实验室。

说到政府大筛，我们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也是在多种场景进行了“闪测方舱”的应用。去年广州疫情时，我们深入到疫情的核心区，和钟南山院士团队开展方舱检测服务，也拿到了钟院士签名的感谢信。

在多个重大会议的疫情防控保障上，如上合经贸会、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进博会、冬奥会和东京奥运会，都有卡尤迪方舱实验室和闪测平台的支撑。

从2016年首个1小时出报告的Mini 8平台获得国家医疗器械许可证并上市应用，到2020年的30分钟出报告的Flash20，再到2021年，卡尤迪一直致力于核酸检测产品的去中心化，做到不依赖专业实验室和专业人员，现场快速出报告。

无人化、更为解放劳动力的操作，是未来分子诊断、核酸检测领域的必然发展趋势。

目前，卡尤核酸检测机器人具有高通量、全自动、全封闭、一体化特点，占地面积非常小，仅2m²。

美国赛沛GeneXpert分子诊断系统是对标产品，但我们的性能指标更高。所以，我们的产品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科技，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我们希望通过整个体系化的布局，使这个平台在国内的各级医院广泛应用。

首先，我们和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顶级国家医学中心合作，希望产生一些较好的临床应用的落地产品。

这些产品会在一些区域的检测中心，通过实验室共建、方舱实验室共建，实现医联体网络。包括我们在北京一些社区设立的核酸采样点，都会纳入到这个网络中。甚至我们可以为每个家庭提供，包括新冠抗原检测、自采样检测在内的检测服务。

除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在呼吸道、生殖道以及慢性病的精准医疗方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给到最终用户。

作为一家实验室，卡尤迪医学检验实验室提供了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检测服务。

实际上，它不只是一家中心实验室。在疫情期间，它可以专注于新冠检测筛查工作，尤其在机场、公路关卡以及三甲医院的急诊、发热门诊，提供快速检测服务。

在常态化以后，它们要提供更多元化精准检测项目，包括呼吸道、妇儿、肿瘤、遗传病，以及慢性病精准用药、高血压等检测。

这些检测不仅依托于荧光定量PCR平台，还依托于数字PCR、质谱、测序等。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合作开发这样的产品。

我为大家更为聚焦地介绍一下，卡尤迪在微生物组方面能够做哪些。

俗话说病从口入，我们从口腔菌群到肠道菌群，再到生殖道 、泌尿道的菌群以及皮肤菌群，都做了一些产品的开发。

因此，乳酸杆菌可谓较好的益生菌，但当乳酸杆菌成为不了主势菌或出现失衡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外来的病毒或细菌入侵，造成疾病的发生。

比如，很多人会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PV），但什么人会最终转成宫颈癌，其实和她的菌群息息相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也同理。

最近，育龄妇女的不孕不育发生率越来越高。除了和遗传相关，很大一方面也和菌群有关，比如上行性感染导致的盆腔炎、附件炎等。究其背后的本质，也是生殖道菌群失衡。

女性生殖道菌群的健康微生态有CST I、CST II、CST V三型，不健康或有风险的有CSTⅢ、CSTⅣ两型。43%的亚洲女性是CST Ⅲ型，即惰性乳杆菌为主的菌群，恰好处于平衡点。

这43%的人群，一旦出现手术、使用抗生素、压力过大等情况，就容易转化成比较不好的感染型，出现微生态失衡。但是，目前这种菌群失衡缺乏临床检测手段。

常规镜检或者一些培养法，在时间、效果上都不是很精准。一些所谓的微生态检测，但它不是基于分子水平，并不能满足临床精准用药的需求。16s测序、宏基因组测序，因为检测周期长，也无法在临床较好应用。

卡尤迪开发了一款检测面板，它基于荧光定量PCR方法，一次能检测15~30种微生物，包含乳酸杆菌、条件致病菌等。我们已与多家三甲医院开展合作，为很多临床疑难杂症找到了根源。

在这里，我分享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不孕不育案例。李女士，备孕一年无果。经检查以后发现属于亚洲占比43%的人群，即惰性乳杆菌为主，伴随阴道加德纳菌感染，占比15.2%。由此推测，她不光有阴道炎，还有慢性感染上行导致的盆腔炎和附件炎，极易造成不孕不育。

第二个案例，田女士的情况较为极端，怀孕6周开始出现阴道流血的现象。一般的医院肯定建议她保守治疗，进行人工流产。

田女士怀孕较为不易，她后来找到了我们的合作医生，通过阴道菌群定量检测发现了一些致病菌，包括加德纳菌、支原体感染，对她进行了局部抗生素治疗。

通过抗生素治疗，后期她恢复到较好的状态，阴道流血也停止了，最后也是顺利保胎和生下孩子。

我们可以看到，阴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决定了妊娠的结局。

2019年，我们联合吴阶平基金会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召开了“围产期新技术临床应用培训项目启动会”。

大会由精准医疗带头人周宏灏院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杨慧霞主任担任主席，刷新了临床医生对“生殖道菌群”的认识。

从怀孕开始到出生后的2~3年，是儿童肠道菌群建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儿童的菌群不健康，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健康。

所以我们也有“生命早期1000天”这一概念，即从受精卵的第一天到宝宝产出，再到生长发育期2~3岁，如何在这个时期呵护儿童的肠道菌群。

2017年，卡尤迪携手崔玉涛医生，开发了儿童肠道关键7类核心菌群+常见4种感染细菌的定量检测，涵盖益生菌、共生菌和条件致病菌。

从现有的上万例临床数据来看，该检测能够对一些疑难杂症进行诊断、治疗，甚至干预。

再分享几个案例。

一是食物过敏。1岁多男孩，一出生就出现严重的食物过敏和长期便血。也就是说，1岁多了，他只能喝深度水解的氨基酸配方奶粉。

家属带他就诊过各地的儿童医院、三甲医院，都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就给他做了肠道菌群检测。

左图是我们做的基线情况，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儿童肠道菌群范围；黄色区域是太低了，不正常；蓝色区域是比正常人高一点，会更健康点。

我们发现，这位男孩肠道菌群中大多数益生菌都非常低，尤其拟杆菌、鼠李糖乳杆菌（LGG）几乎为0，说明肠道菌群处于严重失调的状态。深度剖析背后原因，我们发现是因为孩子的家庭过度清洁。

男孩的姥爷是一名医生，姥姥对于从医院带来的很多东西都会过度使用消毒剂清洁，孩子在生活中会接触甚至吞咽消毒剂，造成肠道菌群的严重失调。

明确原因后，我们认为，第一是改变家人的行为习惯；第二是停用抗生素，改用LGG完成益生菌的重建和恢复。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和调整，男孩的肠道菌群都处于绿色区域，食物过敏和便血也大大恢复。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通过检测发现病因，再通过治疗干预，让患者临床症状大为改善。

我们和崔医生在2016年开始合作后，也开启了“百万中国人肠道菌群”检测项目的合作。

2017年，我们和崔医生一起访问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在当时，我们的检测已经与崔医生做的肠道菌群与过敏的研究，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甚至领先水平的，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

后来，我们联合开发了美国针对儿童肠道菌群的检测，用于术前患儿肠道菌群检测。目的是希望了解术前患儿的肠道菌群是否健康，因为不健康患儿容易在术后发生院内感染等不良预后。通过提前用粪菌移植或益生菌干预，让他们后再进行手术。这个产品在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得到了很好应用。

我们很多临床数据发表在国际的顶学术期刊，其中一篇就是我们和崔医生合作的中国首次针对国内儿童肠道菌群与湿疹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的学术文章。

最后，与各位分享卡尤迪的愿景：让每个人都受益于分子诊断。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