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参加了一场特殊的研究小组会，只有五六个人，大家边吃比萨边听一位医生讲述如何用粪便给人治病。当时，我没能吃完手中的比萨，但那次吃比萨的经历却让我非常难忘，这些信息强烈地冲击了我原有的知识结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粪菌移植，所用的方法十分简单、粗犷，取得的疗效却立竿见影。我本来是做内镜微创技术的，现在则被粪菌移植这个全新的领域深深吸引了。

早些年，我们承受了诸如哗众取宠、炒作、胡搞等不少的非议。的确，在当时我们也拿不出更多的令人不能质疑的证据，因为证据的产生也需要时间。即使我们做出点成绩，人家也不好意思来介绍。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抑郁过，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扛了下来，持续不断地开展工作。

2014年4月，我们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套智能化的粪菌分离系统。无论对我自己、我们团队，还是整个粪菌移植领域，我认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不是这套系统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医生愿意参与到这个领域来，很多病人就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套系统是一个物质技术基础，有了它的存在，才会有后续的研究发展，比如洗涤菌群移植、经内镜肠道植管技术等，也才有挽救病人生命的前提。从2014年至今，这套系统经过了多次升级，每一代都有新的功能在实现，变得越来越完善了。

这十年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踏踏实实地聚焦在了粪菌移植这个空白的、充满了可能性的领域里。我们的每一次探索，都是在往前走一步；而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可能给更多的生命带来希望。十年的努力，我们不仅帮助了许多病人，还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粪菌移植奠定了广泛使用的方法学基础——洗涤菌群移植技术体系，形成了洗涤菌群移植方法学南京共识。

人这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契机，找到让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社会需求相匹配的一个领域，是非常幸运的。而我何其有幸，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魅力无限的领域，我的生命也因它而更加有满足感与价值感。因为深受肠道菌群有机共生的启发，所以我特别愿意去做教育与传播的工作，去改变大家对粪菌移植的误解和偏见，从而促进各种合作。我与热心肠先生、热心肠研究院也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概是在2016年，我通过微博和灿辉（编者注：即热心肠先生）互粉，两人可谓“臭味相投”，都十分认同一个观点：这个领域需要有人执着地去做知识传播。后来我就邀请他到南京来参加我已经连续举办好几年的以肠道菌群为核心的全国整合肠病学会议。2017年，我们合作在南京举办第一次中国菌群移植大会。2018年，我们联合创始发起的中国肠道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灿辉策划的《肠·道》系列演讲，我也有幸于2017年受邀参加第一期。灿辉在媒体传播、创意策划、平台搭建等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能力，向全社会发出了强烈的“群体感应”信号，影响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参与肠道科学知识的传播与重构。

去年的世界肠道健康日（5月29日），我们参加了热心肠研究院举办的“肠道科学与艺术”插画展。这个插画展体现了热心肠一如既往出众的创意能力和优秀的平台搭建能力。保护肠道健康，最首要的就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来重构大众的知识结构，如果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到位，那么医生在后面需要做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多，医生会越来越累，甚至越来越没有成就感。“肠道科学与艺术”插画展的普及教育有时候更容易产生令人刻骨铭心的效果。我相信它将和中国肠道大会一样，引领大众从知识重构走向菌群重构。